我国著名的文学家郭沫若，在文学、历史学、考古学、书法艺术等领域颇有建树。他一生与书结缘，形成独特的读书学习方法，留与后人参考借鉴。
读书治学须不畏困苦
郭沫若读书，常将书中内容熟读成诵，烂熟于心。据松枝茂夫回忆：“我在中国文学研究会时，曾拜请郭先生来做演讲。郭先生没用演讲稿，讲的是关于‘易’的内容。他熟练地在黑板上写出《左传》《礼记》中的句子。十三经的内容郭先生已经全部记住了。”世人公认郭沫若才华横溢、学识渊博，与他勤学苦读息息相关。他深知读书治学，非朝夕之就，大有有始无终、半途而废者；也有偷奸耍滑行旁门左道之人。读书本是辛苦之事，需坚持不畏困苦的精神。他曾写联自勉“读不在三更五鼓，功只怕一曝十寒”，也曾在留学日本时的家书中写道：“勤苦二字，相因而至，富思淫佚，饱思暖逸，势必所然，故不苦不勤，不能成业。”
治学需搜罗一切材料尽可能使无遗憾。他曾告诫学生：“搞历史研究，除了懂得一些正确的方法之外，还要占有大量的资料。资料的搜集、整理、分析是必须尽力进行的艰苦工作，丝毫不能偷巧。尽可能占有第一手资料，迫不得已时，批判地接受第二手资料。”为寻找一手资料，郭沫若在日本进行了艰苦搜索，他去各大图书馆借阅相关书籍，去书店立读暗记，辗转托人寻书。他说：“我要寻找第一手的资料，寻找考古发掘所得的，没有经过后世的影响，而确确实实足以代表古代的那种东西。”在现存的郭沫若致容庚的42封书信中，有28封书信明确提出借阅书籍或恳请代为录示、复制、购买拓片和书籍等要求。
读书治学须不畏权威
读书治学不能仅凭个人情感使然，专注于一家之言，而对其他观点疏于研究，浅尝辄止。郭沫若研究周秦之际的意识形态时需要对先秦诸子的著作认真研读，尽管他个人情感方面对韩非子之见憎恶万分，但并未使他将其弃之不顾，而是“翻来覆去，读了又读，读得烂熟”。《礼记·大学》有云“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郭沫若认为读书也应秉承这种态度，排除个人情感倾向，客观公正。
读书治学不应拘泥于世人看法，重复前人话语，应当直探本源不受前人的约束。郭沫若之前，学界对先秦研究或是单纯训诂考释或是专门阐发义理，郭沫若却利用唯物史观研究诸子百家之言，得到许多新的发现。古代史分期问题上郭沫若也是另辟蹊径，以马克思主义生产资料占有理论区分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并加以翔实史料周密论证，确立“战国封建说”。郭沫若对甲骨文字和青铜铭文的研究曾被时人视为落后之物，他被斥责为“玩物丧志，成了隐士”。但其并未为此折服，而是贯彻了他的志向，这才有了后来的“郭鼎堂”。
读书治学须涉猎广泛
郭沫若博览群书，“胸藏万汇凭吞吐，笔有千钧任翕张”。他求学期间虽是从医却广泛涉猎文学、哲学、社会经济学等著作。郭沫若认为研究深邃之书“不精读便不能得其要领，不能体味‘雅言’的力量”。对创作而言，读书只需泛读以启发暗示。“书读太多是写不出自己的东西的。我读歌德诗的时候，也就是大致浏览开头几行，马上捕捉那一闪而过的灵感迅速写下来。”关于精读，郭沫若主张：第一，要用自己的能力去理解；第二，要用自己的能力去批评。“读深奥难懂的书，犹如过连峰簇拥的险途，但不要怕这些险峻的山峰，寻出路径，自己跋涉，循序渐进，坚忍耐劳，便可踏破险途达到目的地。”读书第一步就是要理解书，人在不同阶段对同一本书的理解都会不同，而理解书只有通过自己不断的熟读深思才能完成。
读书第二步是在对原著理解已足时，不受前人约束，用自己的能力去批评。然而约束并非没有，批判也有限度。“人是活的，书是死的，活人读死书，可以把书读活。死人读活书，可以把人读死。”对书真正的消化吸收是用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读过的书目，努力发现其中错误，敢于质疑挑战，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郭沫若少年时读《庄子》欣赏其“汪洋恣肆”的文风与“安贫乐道”的人格，五四时期再读《庄子》则发现其中蕴含的“泛神论”思想和真人哲学，后来采用唯物辩证法对庄子思想既有所肯定又有所否定，写成《庄子的批判》。这正是其“一通二否”读书法的成果。
读书治学须学以致用
学以致用是读书真正的价值追求。郭沫若曾为母校石室中学题联“爱祖国爱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学习，求真理求技艺愿增进文翁石室之光荣”。也曾为邹韬奋故居题联“韬略终须建新国；奋飞还得读良书”。郭沫若认为，多读书、读好书，学好理论知识是非常重要的。任中科大校长时，他坚决反对照搬苏联高等教育的做法，注重培养学生扎实的理论基础和熟练的实验技能。强调读书是为更好地指导实践。学习文韬武略是要在现实中为国家的建设发展服务。
郭沫若的一生是勤学苦读与实践爱国的一生。少年郭沫若把“科学技术”看得很重，热切读与此有关的书籍。为实现心中抱负，1914年远赴日本学习医学。家书中不止一次提及读书与报国的关系。“现在国家弱到如此地步，生为男子，何能使不学无术，无一筹以报国也”，“男幼受父母鞠养，长受国家培植，质虽鲁钝，终非干国栋家之器，要思习一技，长一艺，以期自糊口腹，并藉报效国家”。
五四运动爆发后，郭沫若决定弃医从文，“想通过文学使中国起变化，想用诗歌唤醒雄狮，唤醒沉睡的中国民众”。流亡日本期间，他广搜材料，专心治学，写成开创中国唯物史观派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大量阅读史料书籍，创作《屈原》《棠棣之花》等历史剧，宣传抗战，鼓舞民心。新中国成立后的郭沫若，不因曾经的选择而“重文轻理”，既看重人文也重视科技，以一个诗人的热情呼唤“科学的春天”。郭沫若一生著述丰富，学识渊博，其遗留于世的文化遗产，足以夸耀当世，而他借以创造这份遗产的读书学习的经验，指出了一个伟大的学者和作家走向成就高峰所遵循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