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文字大家都很熟悉，是北宋范仲淹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开篇一段话。其中“越明年”一句交代的是“重修岳阳楼”的时间。究竟是哪一年呢？各教材注释不统一，让人无所适从。以人教社出版的各种版本为例：1994年版注为“［越明年］到了第二年，就是庆历五年（1045年）”；2002年版注为“［越明年］到了第三年，就是庆历六年（1046年）”；2005年版注为“［越明年］到了第二年，就是庆历五年（1045年）。越，及、到”。先释为“到了第二年”，后改成“到了第三年”，接着又返回“到了第二年”。

把“越明年”理解成“到了第三年”似乎是对的。《王力古汉语字典》“越”字第一义项：“跨过，经过。……引申为时间距离的经过。”其后就用《岳阳楼记》“越明年”为例。“明年”即第二年；“越明年”当然是“到了第三年”。文章结尾说“时六年九月十五日”，可见范仲淹这篇文章写于“庆历六年”。从滕子京被贬到巴陵郡的“庆历四年”，“到了第三年”，正是“庆历六年”。“重修岳阳楼”与范仲淹写文章在同一年，也符合常规。

然而，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

范仲淹开篇就点明，这篇文章是应滕子京之约而写的，即滕子京“属予作文以记之”。滕子京是怎样嘱托的呢？据《湖南通志》载，滕子京专门给范仲淹写了一封信，名为《与范经略求记书》。“经略”是官名（宋有经略安抚司），范做过此官，“范经略”就是范仲淹。信开篇道：“六月十五日，尚书祠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知岳州军州事滕宗谅，谨驰介致书，恭投邠府四路经略安抚资政谏议节下。”滕此信只写了月、日，没写年份。到底是哪一年呢？《宋史》中也没有记载。据《范文正公集》年谱，范仲淹帮助仁宗推行新政，遭受政敌攻击，自请外调，于庆历五年正月知邠州（今陕西彬县），至十一月又改知邓州（今河南邓州）。由此可以间接知道，滕的信应该写于庆历五年六月十五日，因为当时范正在邠州经略安抚资政任上。如果是写于庆历六年六月十五日，范在邓州，就不可能“恭投邠府”了。

滕子京重修岳阳楼的时间，信中也有记述：“去秋以罪得兹郡，……又明年春，鸠材僝工，稍增其旧制。”句中“去秋”的意思应该是“去年”（“秋”是“千秋万代”的“秋”，意思是“年”），写信在庆历五年，这年的“去秋”是庆历四年。“去秋以罪得兹郡”与“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所述正好吻合。“明年春”的“明年”，是相对“去秋”而言的，指的应该是庆历五年。

很清楚了，滕子京庆历四年春被贬，庆历五年春重修岳阳楼，这年六月十五日写信给范仲淹，求范仲淹写文章，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范仲淹文章写成。

既然滕子京重修岳阳楼的时间是庆历五年，那么“越明年”的意思就不是“到了第三年”，而是“到了第二年”，又如何解释呢？

关键在对“越”的理解。《尚书·召诰》：“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孔安国注：“于已望后六日二十一日。”孔颖达疏：“其日为庚寅，既日月相望矣。于已望后六日乙未为二月二十一日。”“既望”或“已望”即过了望日，也就是十六日，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正好是六日，所以“越六日”是“于六日”的意思。既望十六日是庚寅，庚寅、辛卯、壬辰、癸巳、甲午、乙未，正好也是六日，同样说明“越六日”的意思是“于六日”。二孔都将“越”理解成“于”。韩愈《汴州东西水门记》：“越三月辛巳朔，水门成。”其中“越三月”，也是“于三月”的意思。

把“越”理解为“于”，“越明年”就可以解释成“到了第二年”，指的就是庆历五年了。

可能有人不禁要问，范仲淹是进士出身，写这么一篇短文为什么用了一年多时间？古时交通不便，从湖南到陕西又路途遥远，单程信函也要历经数月。再加上范当年再贬邓州，又诸事繁多，据说还身罹疾病，庆历六年九月写成文章，在情理之中。再说，滕子京于庆历五年春天开始重修工作，以当时的建筑水平，完工可能到庆历六年了。范仲淹完成文章的时间，也未必很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