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世界读书日，注定是特别的。
新冠疫情的到来，赋予了“读书”不一样的意义。
阅读的场景改变了，人们退回到室内，数周乃至数月不曾离开家门百米之外，但“无穷的远方，无穷的人们”，与每一个人都有关。
另一方面，“附近的消失”在全球化疫情中越来越明显，门前雪与瓦上霜，可能不如远方的疫情来得令人揪心。
在这样的时间与空间里，我们如何阅读？我们阅读什么？
面对瞬间爆发的大量信息，以及前所未有的社会变化，我们只能不断通过阅读经典、新作，重新理解疫情中和疫情后的世界，从书籍中寻找更多呼吸的空间。
硬核读书会挑选的这十本书，都是2020年春季出版的好书，有些是针对疫情出版的，有些是恰逢其时的，但都提供了对当下、过去或未来的重要思考。
《1918年之疫：被流感改变的世界》
[英]凯瑟琳 阿诺德 著 / 田奥 译
上海教育出版社 / 2020-3
如果不是新冠疫情，“西班牙大流感”很可能继续被人们遗忘。如今回看这场被称为“改变20世纪人类历史”的大流感，许多场景都能让我们产生共振。
剧院关门，电车停驶，每个人甚至连猫狗都被套上了口罩；“人们日常生活已经止息，一座座城市变成鬼城”；“一个护士可能早晨照顾15个病人，到了晚上就变成了50个”，随着病人增多，护士像保龄球一样被病毒击中，倒下。
这是凯瑟琳·阿诺德在《1918年之疫》中的记录。1918年初，一战尚未结束，流感病毒悄然横扫世界，带走了至少五千万条人命，伤亡人数甚至比一战更多，但没人能计算出精确的数据了。许多问题，比如疫情的起源和本质，至今仍在研究，未有定论。
1918年，美国西雅图警察戴上口罩执勤。
今天阅读这本书，除了还原疫情，更大的意义在于告诉我们，大流行会如何改变世界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西班牙大流感给作者阿诺德的家族带来了难以抚平的创伤，这也是阿诺德创作此书的动机。
在书中，她以亲历者的视角，讲述疫情对具体家庭和个人的冲击。通过新闻、档案、幸存者的回忆和一些历史作品，挖掘出被淹没在历史中的罹难者的故事。
他们有的颇有名气，但多数籍籍无名，他们的故事就如一块块拼图，让读者得以在一百年后，拼凑出这场可怕疫情的全景，了解其间的混乱与苦难。
这本书记载的事情，是给后世的重要警示：遗忘它，下一次疫情到来时，人类将重复犯错甚至酿成更严重的灾难。
《世纪的哭泣：艾滋病的故事》
[美]兰迪·希尔茨 著 / 傅洁莹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 2020-1-31
历史上，每一次大流行都如同一场噩梦，艾滋病就是其中之一。今年，正是艾滋病大流行病的第40年。
据联合国2018年的统计表明，全球已有约7500万人感染艾滋病毒，3500万人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这场疫情不是平白无故在美国蔓延的。在《世纪的哭泣》中，作者兰迪·希尔茨带我们回顾了艾滋蔓延的头五年。
1980年，美国确认首个死亡病例，但没有人重视。政府无视科学家和医生的请求，削减了疾控中心预算。地方卫生部门“用疾病玩弄政治，将政治教条凌驾于人类生命之上”。
就连部分卫生研究院的研究员，也只在乎个人荣誉，不仅不合作，反而相互竞争。新闻媒体将艾滋病视为同性恋问题，缺乏严肃对待的态度。
1980年，艾滋病疫情在美国爆发。/图虫
于是，在从上至下的忽视之下，病毒在迅速传播，政府、媒体、人民忽视科学专家的警告，“疾控中心孤立无援，不知所措”。
直到1985年，家喻户晓的明星“洛克·哈德森”因为艾滋病去世，艾滋病才首次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时机早已错过，病毒已经遍及北美大陆的每个角落，并且蔓延到了世界各地。历史从此分为艾滋病前时代与艾滋病后时代。
兰迪·希尔茨是首位全职报道艾滋病的记者，他走访了12个国家，采访过900多人，书中资料夯实，却也让人物、细节略显庞杂。
尽管他在书中的一些观点至今还有争论，比如过度强调“零号病人”在艾滋传播中的作用，但他是真诚的记录者，这种记录在信息碎片化的今天尤其重要。
正如书中所说：“唯有将人类以生命为代价获得的经验和教训讲述出来，它才可能不会在任何人身上，在任何地方重演。”
《余下只有噪音：聆听20世纪》
【美】亚里克斯·罗斯 著 / 郭建英 译
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20-3
“余下只有沉默”是哈姆雷特的遗言。本书所讲述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的确与戏剧有所相似，都“被人固定联想为死人的艺术”。
罗斯描述20世纪的语言是古典音乐。大众视野里，古典音乐创作已经在普契尼时结束，“很多人不知道仍有作曲家在写古典音乐，听说以后也认为是笑话”。
1906年，山雨欲来的德国正在上演施特劳斯歌剧《莎乐美》。它大获成功，连希特勒也表示曾借钱去看过演出。然而，赞赏《莎乐美》的艺术家不明白民众怎么会喜欢它，皇家则因为它“亵渎”圣经而大肆批评。
天才与大众的喜爱是否相容，皇室的态度是否能左右创作，《莎乐美》带着纷争揭开20世纪音乐的大幕。
Romeo Castellucci导演的《莎乐美》。
30年后，这些问题在世界的另一端找到答案。歌剧迷斯大林在观看《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时提前离场，《真理报》随即刊文斥责年仅29岁的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不会有好下场”。此后，他的惊人才华再未闪光。
又一个30年后，披头士占领大街小巷。令古典音乐人吃惊的是，这帮搞摇滚的年轻人的作品中竟然能听见达姆施塔特、西贝柳斯或施托克豪森的余音。
“区分古典音乐与其他艺术形态的那堵墙早已摇摇欲坠。”潮起潮落中，古典音乐没有与普契尼一同离开这个世界，被质疑过的《莎乐美》已成经典；奇怪的披头士小伙都成了大师，流行大片《2001太空漫游》里仍然回响着100年前的乐音。
罗斯强调，这本书“不限于替作曲家做编年史”，它所讲述的故事，与那一百年里的革命、战争、冷寂或复苏，是同时发生的。
“历史不能准确告诉我们音乐有什么含义，但音乐却多少可以为我们讲述一些历史。”
《第三帝国的到来》
[英] 理查德·J. 埃文斯 著 / 赖丽薇 译
理想国 / 九州出版社 / 2020-2
2020年春，德剧《巴比伦柏林》小火了一把，给无聊的隔离生活提供了一段史诗般的体验。
该剧讲述纳粹登台前几年的魏玛共和国，浓缩了魏玛时代光怪陆离的生活、一战后德国错综复杂的派系斗争。
要想搞清楚电视剧的背景，或许我们需要一本观剧指南，《第三帝国的到来》便是当前最佳的选择之一。
这是剑桥大学教授理查德·J. 埃文斯的“第三帝国三部曲”的第一部，加上同时出版的第二部《当权的第三帝国》，基本上把纳粹上台前后德国的社会图景梳理清楚了。
同样说魏玛，《巴比伦柏林》是对时代崩溃前一刻的惊鸿一瞥，希特勒几乎没有出现，反犹主义也只有一次爆发——即犹太裔议员本达被刺杀，时代的变化线索看起来难以捉摸。那么，纳粹是怎么崛起的？
《巴比伦柏林》中，纸醉金迷的柏林酒吧。
埃文斯在这部厚达670页的专著里，将个人置身于当时的历史处境中，如此便会发现：
即使到了1929年，纳粹都不是必然的结果，1930年前后有都许多个十字路口，但凡有一次德国人选择了别的道路，历史发展都可能截然不同。
譬如，魏玛成立时，全部建制名称继续冠以“帝国”字样，这两个字在后来不断地唤醒德国人对俾斯麦的向往。
埃文斯说，问题不在于极少数人想方设法地践踏魏玛的立国原则，而在于多数人没有主动维护这些原则。就像《巴比伦柏林》里的男主角——一个典型的魏玛公务员，他不过是尽忠职守，是帝国还是共和国，对他来说没有多大区别。
历史没有如果，但复盘第三帝国到来前的变化并非没有意义，至少它告诉我们历史的复杂性：不存在“无得拣”的必然性，但也不是纯粹的偶然。
《云游》，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著 / 于是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 2020-1
《云游》是一部很好读，又很难评论的作品。
好读，是因为这本小说由上百个片段组成，短则五六行，长也不过两三千字。一段一段看过去，很少有东欧文学常见的飘忽艰涩之感。
难评论，是因为琐碎的外在形式之下，《云游》保持了精神气质上的统一。尽管内容色彩缤纷，包括万象，但正如中文译者于是在译后记中所描述的：
“跨越了文体、内容和风格的传统界限，每一个散章各不相同，如同星子散布，但共同存在于一个星系，彼此互有吸引，似有玄妙无形的引力波将它们现在一起。”
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比如在《网络国度》一章中，托卡尔丘克感慨网络时代，人们在信息流中疲于奔命：
“我是网络过度的城民。忙于四海为家、跋涉四方的我，最近在祖国的政治问题上已经没有方向感了……我们在旅途的尽头不会得到这种优待。网络之外，只有寂静。”
另一个短暂章节《移动性已成现实》，展示了机场玻璃墙上的巨幅手机广告：“移动已成现实。”很明显，两个相隔甚远的段落，所表露的作者对移动通讯网络，乃至现代科技的质疑，是一致的。
事实上，在空间和时间的漫长旅程中，每个人的思维都保持了形式上的破碎和内核上的延续，《云游》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将这些拼图整理拼接起来。
如果耐心把整本书读完，我们就能循着这些线索，看到作者托卡尔丘克的灵魂逐渐清晰起来。
托卡尔丘克曾在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表示：“现实主义写法不足以描述这个世界。”
对于习惯了现实主义和线性叙事的中国读者而言，想要走进这个陌生的诺贝文学奖得主，《云游》是一个不错的开端。
《民族的重建》
[美]蒂莫西·斯奈德 著 / 潘梦琦 译
三辉图书丨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1月
在二十世纪历史上，波兰或许是最受蹂躏的一块东欧蛋糕。
在这片被称之为“世界的阴沟”的旮旯，诞生了欧洲近代早期最庞大的共同体，随之又因政治、历史、文化、地缘等问题而碎成多块。
波兰统治者的身份经历了俄国人、德国人、立陶宛人、波兰人的更替，再而由立陶宛人、德国人、俄国人和立陶宛人的再度更迭，波兰语、立陶宛语、意第绪语、白俄罗斯语的混杂更平添了东欧弃儿般的身世色彩。
正因为这种复杂的地缘关系和政治变迁，在民族/国族的问题上，大波兰地区变得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显得更为复杂，也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更值得去深入研究。
普鲁士王国、俄罗斯帝国和哈布斯堡君主国于1772年、1793年和1795年瓜分波兰。/WIKI
这片血色大地上的波兰、乌克兰、立陶宛、白俄罗斯四个国家，经历过多种文化的碰撞和宗教争夺，也存在过极其多元的政体模式，更被无形的历史几度地撕裂、摧毁和重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体验过种族清洗、外族蹂躏和地缘厮杀等残酷生存。
著名东欧史学者蒂莫西·斯奈德，在这里追溯着长达四个世纪的地缘变化和身份变迁，探寻东欧现代民族观念的形成史，以历史实证的观察方式，追踪着民族理念如何被不同的借口所阐释、扭曲和利用，又如何在外部力量的复杂碰撞下嬗变迭续及和解共处。
这些惨痛的经验，能否给予当下及未来的我们留下什么？人类的诉求是否可以有着更为温柔的方式？这是斯奈德叙述东欧民族观念史的真正意图。
《无处安放的同情：关于全球化的道德思想实验》
[德]汉宁·里德著 / 周雨霏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年1月
在年前的《十三邀》节目中，在谈及我们时代的生存状态时，人类学者项飚简单地论述了他最近正在思考的新问题——“附近的消失”。
世界与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短了，我们对于遥远地带正在发生的事情能够发出不同的声音，但对于门前雪、瓦上霜，却往往视而不见，甚至故意选择性地听而不闻。
为什么我们总是对远处的灾难报以极大的同情心，表达着声嘶力竭的道德感，却对身边的不幸兴趣寥寥，甚至故意采取躲避身边义务的姿态？
此外，对远方“矫揉造作的悲痛”与对现实“干脆利落的冷漠”，指向了我们内心的道德指南针到底应该如何调度？
在“我们”和“他们”之间，到底应该是远方还是近处？“我们”和“他们”，又该分别指向的是谁和哪些人？
意大利空军正在转移重症患者。/wiki
同情和共情，从伦理上来说，应该是我们对周围的现实和亲近的同胞所抱有的情感，为何越发走向了远方的热情和现实的冷漠？
我们到底该如何去界定这些伦理的边界，又该如何去塑造我们真正的健康的道德感和同情心？
这是今天这个灾难全球化、新闻全球化时代最紧迫的道德问题之一。在《无处安放的同情：关于全球化的道德思想实验》中，德国作家汉宁·里德重新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早期时代的道德论辩谱系进行了审视和思辨。
他重新审视卢梭、伏尔泰、亚当·斯密等启蒙精英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弗洛伊德、荣格等思想学人所涉及的道德交锋，重新梳理古典哲学家们就道德的有效范围进行的争论，重启了情感逻辑与行为逻辑的界定与区分，为我们的同情心重新寻找安放之所。
李永晶《分身：新日本论》
一頁folio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1月
对于中国而言，隔海相望的邻居日本，既是难以理解的对象，也是易于误解的目标。
日本既是自我反观的近邻镜像，也是异质磨合的外在他者——无论是文化与地缘，还是历史与政治，中日之间既有着亲缘性的缠绵，也是异己性的纠葛。
中日之间的认知问题，早已超出了两国之间的简单比较，甚至超越了东亚地缘问题，进而必须从世界的视野入手。
简而言之，要想认识日本，就得将中日交流、东亚互动和世界演变三个层次同时并列。
近些年来，日本历史著作或日本研究著作方面的译介出版逐步汇成一股潮流，但将中日交流、东亚互动和世界演变同时置放在框架之内的著作似乎相对稀缺，而国内学界的中日研究也偏向于学科细化的局部意识。
自晚清的黄遵宪和民国的戴季陶之后，国人在续力方面处于长期缺席的空白状态，更是未能开启新的研究范式。
大鸟居常被视为日本文化的象征。/Jordy Meow
李永晶旅日十年，早年以战后中日关系与世界秩序为题步入国人的视野，今年则推出野心勃勃的“21世纪日本论”，希冀以三部曲的鸿篇巨制重构日本认知的新型范式。
“分身”，即意味着羁绊互动的认知形态；“新日本论”，意在开辟日本社会精神史的新认知愿景。
李永晶重新复盘了明治维新、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军国主义、战后民主化等背后的精神机制，重新爬梳了尊王攘夷、竞逐亚洲、超克西方以及世界革命的日本精神脉络，意欲开辟新的日本认知和亚洲意识的方法论。
此书出版后，或许仍需要持续完善和学术交锋，但不管如何，国人对日本的认知有了新的意识方向，值得我们耐心等待和期许。
[日]王柯《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
世纪文景丨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3月
在中国找寻“历史中国”，是历代史学家和中国人孜孜以求的未竟之业。
无论是“何以中国”的考古阐释，还是“何为中国”的历史论述，都指向了“中国”身份背后的深层结构与意识演变：
在多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变背后，存在着怎样的历史实践，又存在着哪些的观念嬗变？在漫长的历史嬗变中，作为文化观念的中国和作为政治实体的中国，它们的思想起源是什么？不同时期的历史实践，有着怎样的利弊得失？
神户大学教授王柯，从历史中国的认知与实践中去探寻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建构的演变谱系，梳理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的历史脉络，进而理解当下民族国家的困境。
清末是“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的激烈转型期。
在《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历史中国的认知与实践》中，王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