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中华通讯社旧址。
徐佳佳/文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诞生。它的创刊拉开了苏区大规模、系统性发展红色报业的帷幕。近90年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报业用新闻记录历史，用报纸承载故事，红色基因在铅字油印中代代相传。
1.媒体矩阵 发行传播 读报用报
——报业体系在江西苏区初步形成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召开八七会议，党的工作重点逐渐由城市转向农村，江西农村随之建立起一批苏维埃政权。为提高当地群众的政治觉悟，江西苏区陆续创办了一些刊物，如1930年3月兴国县苏维埃政府创办的《剑锋》报，但这一时期的红色报业还没有得到系统发展。
1931年到1933年，在粉碎了国民党四次反革命“围剿”，江西苏区迎来全盛时期的背景下，新闻出版业才迎来大发展。这一时期的红色报纸不仅数量、种类快速增加，各地的办报机构、出版流通系统、读报用报体系也逐步完善，一个完整的苏区报业系统在江西初步形成。
1931年11月，中央苏维埃政权在瑞金建立。在此之前，1929年到1930年，江西苏区红军出版的报纸只有1种，但1931年到1933年，增加到20多种。同时，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在江西出版的报刊也有大幅增加。
除综合报纸外，工人、妇女、青年、儿童等行业报也纷纷创刊。江西苏区1931年到1933年，专业报刊有10余种，其中江西苏区出版的儿童刊物就有7种。
同时，以图画为主、文字为辅的画报也大量出现。如中央儿童局主办的《加紧准备大检阅画报》、互济总会筹委会主办的《互济画报》等。而特刊、捷报等专门为某一活动出版的报刊也屡见不鲜，如1931年12月出版的《中华工农兵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日刊》等。红色中华通讯社和红色中华新闻台的建立，则让苏区的信息传播更为多样化，媒体矩阵初显。
除了丰富报刊种类，江西苏区还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报刊发行和读报用报体系。如《红色中华》在瑞金就设立了发行科，之后随着报纸发行量快速增加，发行科改为中央出版局总发行部，承担苏区相关报纸的发行业务。苏区出版的报纸除部分赠送给各级机关群团组织外，其余都实行零售和订购。为促进报纸普及，《红色中华》实行大众化的销售策略，每份《红色中华》的零售价在大洋三厘、铜元一枚到大洋七厘、铜元二枚之间，定价不高，便于群众购阅。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苏区中央局机关报《青年实话》不仅在瑞金建立了总发行所和书店，专门销售该报，还在各红军部队建立了分发行所，并在许多县城开设了代销点，组织少年儿童叫卖队。多样化的销售渠道让《青年实话》成为苏区热销报刊。
同时，为让报刊真正发挥传播文化知识的作用，苏区各级政府机构还组织了多样化的读报用报活动。1932年中共湘赣省委发布《关于宣传鼓动工作的决议》，要求各级宣传组织建立读报组，学习党报《湘赣红旗》，提高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江西苏区组建了贫农团读报组，让一些文化程度稍高的干部将报纸读给农民听，并教他们识字。另外，江西苏区各地的列宁室和夜校也开展了丰富的读报活动。1934年8月10日《红色中华》刊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劳动部在夜校举办红军家属读报活动的新闻，介绍了该部门两天一次的读报活动，深受当地农民的喜爱，成为快速提高当地农民文化水平的法宝。
红色报业在江西的全面发展不仅促进了报刊产业雏形的形成，还成为苏区文化发展的助推器，为苏区社会治理贡献了传媒力量。
▲1931年12月11日出版的《红色中华》第1期。
2.机关办报 全党办报 群众办报
——从同人办报到政治家办报的早期实践
红色报业的发展不仅需要扩大规模，还要有正确的办报思路引领，用以武装办报者的头脑。何种思想可以指导苏区办报？中国近现代报业的发展过程中，给出了三种方案。
近代以来，同人办报、商人办报和政治家办报是三股本土重要的办报力量，也代表了三种不同的办报思路，其中同人办报一度处于主导地位。中国共产党人在早期实践中创办的一些报刊，如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等，虽然对共产主义思想进行了广泛宣传，办报队伍中也有大量共产党员，但从办报思路和目标看，仍跳不出同人办报的窠臼。
这一局面在苏区被打破。1929年开始，各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具有鲜明党性原则和阶级属性的报纸大量出现在江西苏区。这些报刊呈现出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发展状态，是中国共产党对政治家办报的早期探索。
在江西苏区，报纸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而创办的。红军办的报纸由红军政治部门领导，各级党委创办的报纸则由各级党委宣传部领导。正因为如此，红色报刊的主编或主笔大部分为机关干部，如《红色中华》首任主笔就是中央政府执行委员、内务人民委员周以栗。机关办报保证了办报人员的配置、经费等，推动了红色报业的发展。
为了提高报纸的内容质量，红色报业在江西初步尝试了全党办报，即让党员干部带头办报或给报纸写稿。1933年，邓小平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机关报《红星》的主编。其间，他不仅带头为《红星》撰写大量社论，还力邀罗荣桓、袁国平、彭加伦、罗瑞卿、向仲华、张际春、舒同等人为《红星》供稿，如《红星》第9期刊登了罗荣桓的文章《瑞京野营演习政治工作会议的成功 武阳区是“那么温”》。共产党员的广泛参与不仅为报纸提供了内容，还把稳了报纸思想的方向盘。
列宁提出“要把机关报办得生动活泼、生机勃勃”，实现这个目标仅有机关工作人员及党员的参与是不够的。因此，江西苏区各级党组织、红军政治部门，十分重视从群众中培养新闻干部、发掘通讯员，让“五百个、五千个非著名作家”组成红色报业的通讯网，成为苏区报纸鲜活的信息源。为此，《红色中华》刊登了大量欢迎青年农民、工人、战士等为报纸投稿的启事，“凡在苏维埃旗帜下工作的同志，最好而且应该将对苏维埃运动一切有关的文字，在本刊贡献出来”，稿费为“每篇每条自二元到一毛”不等。除稿费，《红色中华》还规定通讯员享有免费获赠《红色中华》，寄给编辑部的邮费只要一分等福利。这些举措不仅提高了苏区群众的参与度，促进了红色报纸普及，还让新闻编辑工作逐渐职业化，促进了现代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
红色报业对“政治家办报”的探索，是中国共产党根据苏区实践形成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办报思想进一步成熟的体现。
▲1931年12月11日出版的《红星》第1期。
3.主动引导 正面回应 拉近距离
——舆情零距离中的办报艺术
如果说明确的办报思路为红色报业提供了战略方针，那么高超的办报艺术则是关系到红色报业能否发挥现实作用。而能否适应苏区社会的舆论环境，制定恰当的办报策略，是关键所在。
苏区的舆论环境是特殊的。苏区面积和人口有限，相对狭小的传播空间让群众对政府的各种看法和意见，群众与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红军官兵的交往等，在苏区传统的乡土社会中呈现出传播迅速、影响广泛的特点，并极易形成舆情。因此，能否在舆论零距离的环境中，处理好舆情，并引导其为苏维埃政权和战争服务，考验着中国共产党首次局部执政的智慧。而把握好新闻规律，利用报纸主动引导舆论，正面回应社会关切问题，拉近与群众的距离，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主动出击是苏区办报者引导舆论的第一把钥匙。在红军到来之前，苏区的通讯、舆论大部分都由国民党报刊和当地豪绅、宗族势力掌控，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有限。为消除这种信息不对称，中国共产党借助红色报刊主动刊登大量苏区工作情况、政策方针、先进事迹的报道，如《红色中华》1933年第80期刊登的《简易防空防毒法》等。通过主动公布信息，让群众对苏区工作的内容和性质有直观了解，塑造了公正透明的政府形象。
直面热点问题是苏区办报者引导舆论的第二把钥匙。江西苏区各地的红色政权建立后，贪腐问题、反革命事件等时有发生，这些关系到群众经济利益、生命财产安全的问题直接影响到群众对苏区政府的评价，能否处理好这些热点问题，事关苏区政权的稳固。对此，苏维埃政权直面焦点问题，多举措引导社会舆论。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审理过大量反贪肃反案件，这些案件判决的依据、结果、庭审现场的群众反应等都会详细刊登在《红色中华》上，让无法来现场参与庭审的群众了解苏区审判活动，增强群众对新政权的信心。如《红色中华》1933年12月12日刊登了瑞金县贪腐案的审判情况，瑞金县财政部长蓝文勋被撤职查办，会计科长唐达人交法庭处以极刑。苏维埃裁判部将这些情况刊登在《红色中华》后，公正廉明的审判让群众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赢得了群众的认可。
坚持内容的真实性是苏区办报者引导舆情的第三把钥匙。假新闻不同于口头谣言，它被刊登在报纸上后会被固化，并引起群众对报纸内容可信度的警觉，长此以往，不仅会让报纸丧失公信力，还会让政府失信于民。因此，苏区报纸严禁刊登内容失实的报道，对于事后发现的不实报道也会严厉批评。《红色中华》1933年12月5日刊登《夸大狂！长胜吹牛皮的动员工作》，对长胜县通讯员在该报1933年10月3日第115期发表的《长胜县扩大红军三千》报道失实问题进行批评。用人民的语言讲故事，拉近与群众的距离，这是苏区引导舆论的第四把钥匙。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颁布后，由于内容不完善，引发了江西苏区等地离婚率偏高、军婚不稳定等社会问题，引起一些群众对该法的抵触。为此，1934年中央苏区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希望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为了让群众了解、接受新婚姻法，苏区政府在《红色中华》开展了大量释法工作。该报一改平时严肃的语言风格，以生动、幽默的语言，问答式的报道，回应了苏区民众对新婚姻法的疑惑。1934年初《红色中华》首先刊登向荣的《关于婚姻条例的质疑》，“假使一个男子或女子，提出离婚？另一方却坚持不肯，可否准他离婚？”对此，项英在《红色中华》立刻回应，“毫无疑问的，要准许离婚”。项英指出，新婚姻法就是要实现婚姻自由，离婚自由也包含其中，但考虑到之前《婚姻条例》颁布后女性走出家门并引发较多男性“被离婚”的情况，就安慰“现在离婚主要不是男子而是女子”，只要尊重女性就不用太担心，“请有这些顾虑的男同志，不要害怕”。一问一答中，群众对新婚姻法的疑虑就在通俗风趣的对话中释然。
时移世易，红色报业在江西苏区蓬勃发展，并建立丰富的报业体系的尝试和探索，并没有随着时间的脚步而消逝，反而在解放区乃至新中国的报业发展实践中不断被发展，为今天党的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源泉。
斗转星移，红色报业实行的政治家办报方针，不仅在解放区报业的发展过程中进一步践行，还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毛泽东同志正式提出，成为指导新中国报业发展的重要思想。
光阴荏苒，红色报业的创办者们在江西苏区利用报纸凝聚人心，打好舆论战，为革命鼓与呼的实践，不仅在解放区得到继承，在今天人人都是麦克风的舆论环境下，更凸显了舆论引导的当代价值。
▲1931年7月1日出版的《青年实话》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