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余波

基于“立言不朽”的精神信念，宗族在古代图书出版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21]。《璇玑遗述》的前三次问世，均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而此书的最后一次刊行，却与揭姓无关。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焦钟泽从赣江书肆偶得揭要重抄原本，“喜舞欲狂”：

其《璇玑遗述》一书，黄冈万先生年茂极崇尚之，吴学使廷试乘轺斯邦拟刊之，新建学署以事阻不果。至先生族孙要世守旧本，更校以他处所得，重缮成帙，藏之家中，惜未付梓。兵燹以还，复经散失，而吉光片羽遂罕见人间矣。钟泽昔年游幕赣江，无意中于书肆竟得揭氏重抄原本，为之喜舞欲狂。

可见，他所得抄本为揭要当年为会友堂刊刻所准备的，且他似乎不知道乾隆三十年此本实已付印。让他感到兴奋和难得的是揭暄不附和“利（玛窦）、艾（儒略）”西术，“破成竹而拓胸，笑观天于坐井……足解古人积疑。”

然此本随焦氏宦海而秘存十余年，一直无力开雕。后在胡念修的资助下，作为《刻鹄斋丛书》的第一种刊行于世①。这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见的版本，内容与编排均与会友堂本无异。《丛书集成续编》、《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卷》均是据此本影印。而刊行此书，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回应当时西学的传入。胡念修在序言中说：

今者海禁大开，远人骈集，碧瞳高准之流，挟我古微之术，发明精蕴，测演实征。遂谓地球圆转，动若行星；铁石昼陨，摄于空气；南极北极，探黄赤白道之微；平圈垂圈，索温热寒带之隐；五星迤东而运，可破西行之积疑；七曜周天而移，爰悟宗动之妙用。凡斯创解，悉益多闻，使先生得之，当必拈须莞笑，授简疾书也。

面对晚清以来大举传入的西学，越来越多的人已在积极接受。但仍有少数人抱残守缺，以为那些传入的西方知识只是中学的绪余。胡念修、焦钟泽刊行此书正是要表达这样的观念。这是《璇玑遗述》的最后一次刊刻，“西学中源”说之后也逐渐遭到人们的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