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结语

一本书的撰著、刊刻总是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该时代的社会思潮和文化需求。揭暄《璇玑遗述》一书便是很好的例子。此书是在明清之际西学传入中国的情况下，受到西学的刺激而写成的。揭暄初将此书命名为《璇玑遗述》，但方中通则以其“发太西之所未发，开中土之天学”而易名为《写天新语》，并被广为接受。乾隆三十年，此书在豫章书院山长万年茂的倡议和资助下刊行，与其《周易图说》相表里，用以说明西学源出《周髀》，而《周髀》源出《易》；万氏以此书“虽作犹述，应仍标旧名为遗举坠也”，恢复了《璇玑遗述》之名，反映了“西学中源”说在当时的盛行。道光咸丰年间，内忧外患，战乱纷起，经世思潮甚上，揭暄的《兵经》、《战书》被人重新想起，于是便有了《揭子遗书》的刊刻，而《璇玑遗述》亦作为其中的一种。咸丰九年又有补刊本，可见此书的反响不小。光绪年间，《璇玑遗述》又作为《刻鹄斋丛书》之第一种刊行，其目的乃是为了回应当时大举传入的西学。它的成书和流传从一个侧面见证了有清一代思潮之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