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从《昊书》到《璇玑遗述》：揭暄自然观的深化

探讨揭暄的《璇玑遗述》，不能不提及其早期著作《昊书》①。正如丘维屏所说，《昊书》乃是《璇玑遗述》的滥觞，而后者则是其晚年在对西学潜心钻研后，对《昊书》作了较大的深化和改进而形成的。通过两书的比较我们可看到西学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昊书》共8卷，10000余字。各卷分别为：诸象原、诸气原、象变原、气变原、诸流原、诸生原、诸妄原、诸己原。每一卷均冠有一“原”字，表明了作者探索事物所以然的动机。书中对上至天象的宇宙论、下至风雨的各种自然现象均有言简意赅的解释。

第1卷谈论各种天象的本原；第2卷谈论气象；第3卷和第4卷中解释天象、气象之变化及其原因；第5卷论述各种与水相关的现象；第6卷则以水、火为二元素解释各种创生活动；第7卷批判了占卜、风水、术数等之虚妄，并批驳了五行和四元素说，指出只有水、火二元素；最后一卷则概括了先天、化、消、一古等几个形而上的概念。

此书本质上是一本传统的格物著作。书中以气本论为基础，以阴阳变化为依据，对天地万物及其运动作了简明阐释。西学的影响在其中已有一定的痕迹，如已具有了地圆的观念，以及对亚里斯多德四元素说的批判。

与《昊书》相比，《璇玑遗述》篇幅增加了不少（约10万言），但讨论的范围却有所减少。其论说主要集中于宇宙论，而对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却关注不多，全书中仅有《风雨实征》、《雷雨异同》、《水火各异》等3篇有所论及。

以现在通行的刻鹄斋本为例，全书正文共分6卷，44篇（其中4篇已佚，只存目），卷末则为10幅图说，对前6卷内容的理解很有帮助。卷1各篇讨论了天的构成及运动，其性质与《昊书》的卷1相当。尤其第一条“象纬亿证”提纲挈领地奠定了全书的理论基础，丘维屏“喜其振纲挈领，大义炳然，勉其并梓，以贯诸首。”

卷2阐释了天地的关系，并花了很大的篇幅探讨地圆理论以及潮汐与月亮的关系[5]。关于地圆说，给出15条证据，对西方的解释颇多征引，是当时对地圆理论最为全面的论证。

卷3探讨的是七政（日月五星）的运动问题，指出“政皆左旋”、“政皆圆体”、“政皆自传”、“政无迟速”、“金水绕日”、“黄道斜交”等。其中“政皆自转”[6]、“政无迟速”、“金水绕日”都是具有独创性的观点。

卷4以日、月以及诸星为例论证了天体的自转，实际上是“政皆自传”的申论。此外，还在熊明遇、方以智的基础上，对“日小光肥”作了深入的探讨。

卷5对西方的三际理论作出了批判，指出“三际无定”；并探讨了历理、定历、岁差等问题。

卷6则主要论述风、雨、雷、水、火等自然现象。卷末为“诸图汇说”、“北极常见图”、“天球图”、“南极不见图”、“地球图”、“昊天一气图”、“日掣金水黑星环转图”、“火木土顺逆迟留图”、“土木摄小星环转图”、“月体内外黑象图”、“日火下降晹气上升图”等11篇图说。

《璇玑遗述》卷2的“天起地成”为《昊书》卷1的“天起”和“地成”两条结合而成，文字没有改变；“天行地居”和“天体地形”两条亦如此。除此之处，两书没有雷同的地方。但在思想上，却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譬如，气本论的思想、水火二元素的观点以及地圆的观念是两书共同的主旨；此外，求所以然亦是它们共同的特征。

通过上面的对比，可以看出《昊书》和《璇玑遗述》尽管在儒学立场和研究范围上是基本一致的，但两者的差别也十分明显。其中西学的介入则是最为关键的因素，这从《璇玑遗述》对西学著述的广泛征引即可见一斑。揭暄对丘维屏说：“吾辨此每由泰西之说，盖其精察明辨不可废耳。”

然而，揭暄除了对地圆说、世界地理知识以及天体高下之距有直接采纳外，对西学实多有批评。整体来看，他对西学的态度秉承了方以智“详于质测而拙于通几”、“彼之质测，犹未备也”[13]的观点。他的很多论点是在对西学批判的过程中形成的。何之润说揭暄“其辨西氏之说者十有五六，决千古之疑者十有三四” ，梅文鼎则说“深明西术，而又别有悟入”，方以智更直言“每发一条辄出大西诸儒之上”，揭暄宇宙论的深化正体现于此。

在西学的冲击下，经过长期的钻研，他不仅看到儒家天文学的不足，同时也洞悉了西学中的种种缺点，最终造就了他独特的宇宙论。时人对揭暄的赞誉不在于他对西学的吸取，而多在于他对儒学的发明与创新，丘维屏、余飏、甘京等莫不如此；方以智、方中通（1634-1698年）、梅文鼎等这些对西学有深入了解的士人则更多地是从他超越西学的角度来称赞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