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璇”和“玑”分别指称北斗七星中的第二星和第三星，璇玑还是古代的一种天文仪器（浑天仪）。因此，璇玑往往被用来指代古代的天文学。揭暄以“璇玑遗述”作为其书名，显然有自谦的成分，表示他只是对已被人们遗忘的古代天文学述而不作；同时，由于书中参考了很多西学，用此书名亦具有“西学中源”说的意味。但方中通却说：及遇子宣，以素所疑难者质之。子宣辄为剖析，无留义。豁然万里一气，万数一理，万种之动，玅出参差，指掌犁然也。天不外乎人，征人身之符，则诸符一矣。谈至此处，为之起舞出汗。此真发太西之所未发，开中士之天学哉。省侍老父，阐先祖中丞公论，始知尽备于《易》，《河》、《洛》为度数之符，锋身心之为两间符也。必合俯仰远近，以费知隐，几乃可征，理乃表焉。道本易简，心专则通，格致则一。中士圣人早开槖籥，特学者不肯穷，各胶于所执，则不能穷，苟安其所便，又不暇穷耳。商高对周公曰：笠能写天，裁制万物。

急为写之，因名《写天新语》。是固今日商高之椎论乎！方中通认为：虽然中国古代已开天学之先河，但后人不肯钻研，“各胶于所执，则不能穷”；揭暄通贯古今中外而撰成的《璇玑遗述》，“发太西之所未发，开中士之天学”，“生千古下，集千古智，为张、祖、邵、蔡申中士之气，岂甘为远西所轩轾耶？”无论比之中国的天学还是西方的宇宙论，它都是一部超越中西的创新之作。这正是方中通将之命名为《写天新语》的原因。其情形与王锡阐的《晓庵新法》颇为类似，均是在西学影响下开创新路的范例。后来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虽对《璇玑遗述》有所诟病，但对其“新”亦实事评价：“暄则持论新奇，颇伤庞杂。其考历变，考潮汐，辨分野，辨天气地气所发育。方以智尝谓其于易道有所发明。”

就此书的内容来看，儒学的立场是十分明显的。虽然书中对西学参考很多，但其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发扬中学。以西学为观照，揭暄试图重新拾起已被人遗忘的古代天学（璇玑），这正是《璇玑遗述》一名的本义。这多少反映了作者的遗民气质，具有一定的“西学中源”说倾向。而方中通的易名，实与方以智、梅文鼎等人的评价相呼应，突显了此书的创新性和超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