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华传教士们在《崇祯历书》中否定固体天球存在时并不彻底，因为他们仍然认为恒星“别为一天，如木节在版，不能移易。”这种观点与揭暄恒星有自转的观点是相互矛盾的，因此遭到了他的坚决反对。他不反对认为恒星可带有自己的附属天体，不反对认为它们存在自由的转动，而且认为“经星位次、行道各有高下。”又说：“列星深入天之刚健，大小高下不等，两极阔狭相悬，虽无视差之异，然亦从是可推矣。”（此处的所谓“刚健”乃指刚健之气，即未朱熹的所谓“旋风”或“刚风”）在西方，恒星天球观念的最终覆灭只不过是1718年哈雷（E.Halley）发现恒星自行现象之后的事。

揭暄对天体自转的研究还向我们揭示了明清中西天文学交流过程中的一些较为重要的问题。我们已经注意到，被揭暄用于证明天体自转的全部天文事实几乎全是伽利略等人的望远镜天文新发现。入华传教士介绍这些发现的目的不外两端，一是为显示西方天文学的优越性，二是为了解决一些天文学上的争端，例如用于否定固体天球的存在等。当时的一般中国学者对这些发现的理解也大多不出此两端之外，只有揭暄把它们作为探索新问题的出发点，并提出了一种能解释这些发现的学说，反映这些发现在中国所造成的深层影响。

在揭暄提出天体自转学说的过程中，再次体现了一种传统与西学相结合的倾向。这就给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明清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对那些既愿意吸收西方的先进知识，同时也有意识地强调传统科学的重要性的学者来说，中西科学传统是如何在他们心目中达到统一的？这种统一究竟大多大程度上是促进中国科学向前发展的，又有多少消极的作用？揭暄的工作正好为我们提供了解答这类问题的一个极好例证，这正是我们强调揭暄重要性的另一原因所在。